有人认为,技术发展导致失业;也有人认为,技术发展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请就此问题展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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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与失业
自从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就迈进了先是以各种各样的机器生产代替人的体力劳动和技能,再是以自动化机器和自动化程序替代人的脑力劳动的历史进程。从理论上说,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在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应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最终必然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减轻人类的劳动负担。这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将增进人类的福利
但是,以往的发展过程既有增进人类福祉的方面,也有给劳动者造成巨大痛苦的方面。给劳动者造成痛苦的方面之一就是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
对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会对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早在19世纪初,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就指出,劳动阶级认为机器的使用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不是偏见或错觉,而是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一致的。针对着李嘉图的见解,此后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技术变迁对就业的影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根据“萨伊定律”坚持供给能够创造需求,虽然在短时期内总供给可能会大于总需求,但是,从长期看,由于价格机制的作用,供给与需求总是能够自动地恢复平衡,经济资源总是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也总是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到19世纪中期,由于工业化改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的事实,经济学家对此问题的争论结束了。但是,20世纪20、30年代失业问题的加剧,使经济学家再次就技术变迁与就业的关系问题展开了争论。这次的争论是在“技术性失业”这个题目之下进行的。随着二战对劳动力产生了特殊的需求,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又暂时终止了。直到60年代问题又一次被重新提起。这次的争论是使用了“结构性失业”的概念。8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和其他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技术变迁与就业的关系问题不可避免地又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
按照沃瑞尔的看法,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与100年前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更多地使用了新古典主义的、边际主义的术语和概念,而60年代的争论则更多地运用了新的统计分析技术,使用了大量的数据。这些争论以同样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经济学发展的本质。因为,只要经济体系对趣味、可以得到的资源和技术是开放的,就必然对容纳这些变化所需要的调节机制进行探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恰恰是开放的,经济学对如何调节也是充满兴趣的。但是,经济学家使用的分析工具、能够得到的数据总是有局限的,而要研究的问题又是非常复杂的,技术变迁对就业的影响有短期、中期、长期之分,技术变迁有工序方面和产品方面的差别,有企业层次和行业层次的不同,等等。因此,经济学家对技术变迁的见解很难达形成一致。[①]
尽管经济学家对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会对就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至少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在短期内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在生产中的运用会导致一部分人失业;第二,虽然从经验的和理论的层面也许谁也不能肯定技术进步就一定绝对地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从最抽象的层面上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是以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所需要的人类劳动越来越少为最终的结果。
就其中的第一点来说,所谓短期,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也可能更长,这对经济学家来说,只不过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片断。但是对一个人来说,却是其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中的几分之一,是一个相对漫长的片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对当事人个人的身心健康,对其子女都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就第二点来说,虽然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在经济活动中对劳动力的需求的绝对减少,但是这并不只是在遥远的不可知的未来才会出现的事情,而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就逐渐显现的趋势。
根据麦迪森在其《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一书中提供的一些数据,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由于企业家不断地把新的生产技术引入到经济活动中,结果是在生产活动中对物质要素的需求越来越多,对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少。以英国为例,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820年每个就业者占用的机器设备合238元,而1992年合23095元;每个就业者占用的非居住用建筑,1882年合2973元,1992年合41797元。再从劳动时间看,英国的总工作小时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870-1913年是0.76,1913-1950是-0.46,1950-1973是-0.15,1973-1992是-0.57。另外,1820-1970是0.86。[②]这些数据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是技术变迁与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同时并存,而后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开始减少了。在二战以后至7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虽然又有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还是在减少,只不过减少的速度慢一些而已。后来直至90年代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的速度都在加快。
进入90年代以后,英国以及美国的失业率明显降低了,到20 世纪末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到4.5%,英国的失业率也降到了5%以下。这样的事实似乎宣示着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如美国这样的水平之下,在连续的高速发展的带动下,仍然能够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与高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然而,诚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在西方经济中,全日制或长期性的工作的比例正在减少。如果我们比较的不是工作位置的数目(number of jobs)而是劳动时间(hours of work),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式的“充分就业型经济”与德法式的“高失业型经济”之间的区别,不是那么泾渭分明。”[③
联合国发展项目发展研究室的高级政策顾问伊沙贝拉.格伦伯格也指出“根据1997年的《联合国全球社会状况报告》,在过去的20年间,临时性工作在总的就业机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10个发达国家中,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已经占到就业人口总数的20%。”②很显然,这20年正是各发达国家在计算机和信息产业中加大投入的年代。正是这类高新技术的发展更明显地、普遍地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而使大量的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更以其书名《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清楚的表明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天,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已经呈现不可逆转之势。在该书的导言中,他就指出 “信息时代到来了。在未来的岁月里新的更复杂的软件技术将使世界文明更加接近于几乎无工人的世界。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机器在迅速取代人的劳动,到21世纪中叶世界经济将接近完全自动化生产。”③杰里米.里夫金明确地批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经济观点,即认为新技术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廉价产品的供应,反过来又促进购买力的提高,扩大市场,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的观点。他以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不仅导致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大量减少,而且由于适应着生产的自动化、信息化的需要进行的企业管理方面的改革和重组,也大量减少了对中层管理人员的需求;不仅导致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锐减,而且“经济学家和当选官员”的“服务部门和白领岗位仍能够吸收成百万寻找工作的失业者”的希望也正在破灭。[④]
更重要的是,杰里米.里夫金同样以大量的事实证明技术变迁对劳动力的替代,并不是始于信息时代,而是始于20世纪初。进入20世纪以后,在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总体上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因而采用新技术以更高效率生产出的新产品,在市场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那“惊险的一跳”了。在美国,随着20年代前后生产率的迅速提高,结果是,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产品在仓库和厂房里积压。报界开始谈论“罢购(buyers’ strikes)”和“市场有限”的故事。[⑤]
当时,为了解决产品积压的问题,企业家开始运用公关力量对消费公众进行动员,展开了 “消费至上主义”运动。但是,由于主导着美国人的开拓精神的新教伦理深植在美国人的心中。因此,将美国人的节俭心理转变为挥霍心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公共关系学得到了发展,“消费经济学”应运而生,原来在商务中只起边缘性作用的营销有了新的重要性。推销商品开始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和描绘性信息转向激发人们对标志社会地位和社会区别的商品的激情。分期付款和消费信贷又大大地为这种“消费至上主义”助了一臂之力。结果“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一个由勤劳、节俭的美国人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追求新奇和及时享乐的享乐主义文化的国家。”[⑥]就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至使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以供给创造需求的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通过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1839–1843年美国历史上另一次最大的经济危机相比较,证明分别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这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都发生了严重的货币供应紧缩,但是在宏观经济行为上的表现却是不同的。虽然,在这两次经济危机中都出现了价格水平的下降,但是,20世纪的这一次价格水平下降的幅度要比19世纪那一次小得多。而且“按实际消费的减少计算,1929–1933年减少19%,而1839–1843年反而增加了21%。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29–1933年减少了30%,而在1839–1843年却增长了16%。”[⑦]这表明在19世纪,当供给超过需求时还可以通过价格的下降来缓解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基本需求的满足,单靠价格机制已经不能解决市场中的供需矛盾了。当然,根据奥尔森的分析这也与各种利益集团、垄断集团的决策有关,在供给超过需求时,他们为了保持利润率采取了减少生产,而不是降低价格的方式。从就业的角度看,这就会更加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上事实说明,在20世纪20年代在发达国家就已经出现了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后来只是由于二战及韩战、越战等战争对劳动力的特殊需要才使得因技术性变迁导致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的问题有所缓解。伊沙贝拉.格伦伯格也以韩国的例子证明了在其刚刚要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时,就首先分享了这些国家的失业率的增加和工作稳定性的降低。[⑧]

发展科学技术与扩大就业
发展科学技术与扩大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怎样处理两者的关系?这是涉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充分就业能否实现的重大课题。
什么是科学技术与就业
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首要问题。按照<<辞海>>的解释和个人理解,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人们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活动时所用的各种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①科学技术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技术上的飞跃。就业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参加有一定报酬或收入的社会经济活动。
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在九十年代,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80%。我国目前科技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虽然只有33%,但是,将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有关部门预测2000年是45%左右,200年是50%左右,2020年可以达到55—60%。②基本上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明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和基础。”“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③因此,经济竞争的背后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就业是实现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手段,是广大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的根本途径。失业对国家来说是宝贵资源的浪费,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失掉获取生存的基本手段。
发展科学技术与扩大就业的辩证法
究竟应当怎样认识目前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科学技术与扩大就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统一性和矛盾性的辩证统一体。既不是只有统一性没有对立性,更不是只有对立性而无统一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条件下,两者的统一性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
一、发展科学技术与扩大就业矛盾的统一性。这里所指的矛盾统一性是说,在一般情况下,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验证;不管是从价值和使用价值考察,还是从宏观和微观上考察,发展科学技术对扩大就业都是有利的,是实现充分就业、解决就业和再就业的根本条件。主要理由是:(一)只有科技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就业门路才能越来越宽。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及当代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越细,人们的就业岗位会越为越多,据说经济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就业岗位的种类已达5000多种,基础是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虽然不高,但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已有222个行业和二三千种就业岗位。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必将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二)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积累最强有力的杠杆。发展科学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手段,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除劳动者自身消费以外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增长。“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④科学技术发展,积累增长,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就业人数都不断增加的决定性因素。近300年来,全球的就业人数以仅有几亿人增至几十亿人就是证明。美国是世界上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在欧美发达国家失业率大都在10%以上的1997年,美国的失业却降低到只有4.9%,则更是有力的证明。(三)科技发展物质部门劳动生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创造了前堤条件。“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⑤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所采用的先进技术越多,生产物质产品所需占用的时间越少,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生产享乐资料和发展资料,以满足人们更高级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最近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服务业部门就业总数已从41%增长为68%,就是明证。
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扩大就业的对立性和矛盾性。统一性虽然是两者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也存在矛盾性与对立性的方面。其矛盾有三个方面:(一)当对某种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不变时,科技进步、科技含量提高,其所需要个别用的劳动力就会减少。(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速度过快,就会出现死劳动排挤活劳动,生产资料排挤劳动者。(三)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决策失误,会使矛盾加剧甚至发生对抗。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按照发展科技与扩大就业的辩证法处理好两者关系,实质就是在劳动资源与物质资源及其价值形态表现之间,寻求各种要素的最优平衡点。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就业、再就业压力很大,既不能牺牲就业为代价换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应当放弃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换取充分就业,只能实行两者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首先,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以信息为中心的高新技术,加速首都经济的发展速度,充分发挥北京人才密集的优势,只有抓住了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才能取得解决这对矛盾的主动权。其次,是走有中国特色的集约道路,“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⑥在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同时,积极发展创造就业岗位多的小型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加大开发劳动者个人潜能的力度,调动个人开发就业岗位的积极性,形成国家、集体、企业、个人共同关心就业的新局面。最后,是鼓励发展有利于促进就业的科学技术。国外的成功经验和措施有:第一,鼓励发展可以刺激增加就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第二,向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援助,扩大技术转让,从而扩大就业领域;第三,加速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从而提供就业岗位;第四,把技术培训与就业更密切地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培训直接促进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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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发展为懂技术的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使什么技能都没有的人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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